毛泽东在1964年3月24日的一次谈话中，提到刘邦、成吉思汗和朱元璋时，特别强调不要轻视看似简单粗暴的人。在他看来，这些“老粗”虽然表面上没有深厚的文化底蕴，却在生活的底层经历过人情世故，了解民众的苦难与选择。此言对理解他对刘邦的评价尤为关键。楚汉之争并非仅通过武力来决定胜负，虽然项羽力大无比、出身高贵，而刘邦则只是沛县的一名小官，但最终却是刘邦建立了汉朝，背后的原因在于政治判断能力、用人策略及对民心的准确把握。毛泽东在1957年与吴冷西讨论刘邦时提到，刘邦成功的原因有两个：其一是决策聪明，其二是选人得当。这两点是理解楚汉战争胜负的关键。

公元前206年，刘邦率军进入关中，首先到达咸阳。面对秦朝的财富和美丽的女子，他并没有进行长期驻留，而是采纳张良等人的建议，退回灞上，并向当地百姓提出“约法三章”：杀人者处死，伤人和盗窃依法惩治，其余秦法一概废除。这样的举措并非单纯口头安民，而是深刻理解了当时秦朝重税暴虐导致百姓的疲惫。刘邦用简单而有效的承诺，迅速与秦朝的暴政划清界限，并维持了必要的社会秩序，赢得了百姓的支持，确保了汉军的后援。

与之相比，项羽进入关中后，却焚烧咸阳宫，杀害秦王子婴，军队所过之处动辄杀戮，司马迁记载关中百姓因为恐惧而被迫屈从。两种领导方式形成鲜明对比，刘邦显然更懂得凝聚人心。刘邦的真正智慧在于能够将不同类型的人才委以重任。张良擅长谋略，萧何能治理和筹备粮食，韩信擅长用兵。刘邦自谦说：“在谋划方面，我不如张良；在治理国家、安抚民众方面，我不如萧何；指挥百万军队，我更不如韩信。”他不仅认识到自己的不足，还能充分信任那些聪明能干的人。

韩信在项羽麾下没有得到重用，后来在萧何的推荐下投奔于刘邦。其他忠诚的下属如樊哙和灌婴，虽然出身贫寒，却在刘邦的重用下各自展现出才华。刘邦看重的不在于出身，而是解决问题的能力。刘邦对“用人之道”还体现在他乐于接受意见上。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，毛泽东提到郦食其劝刘邦进攻陈留的故事。郦食其自称“高阳酒徒”，当面直言批评刘邦对读书人的轻视，刘邦却立刻表示接受，并改变了态度。

曾有一次，刘邦一边洗脚，一边接待客人，郦食其对他不拘小节的行为表示不满，直言“你到底想不想取天下？”刘邦没有因此疏远郦，而是道歉，这种宽容的态度正是毛泽东所称的“豁达大度，从谏如流”。追求谏言并不是没有自己的主见，刘邦在面对韩信攻下齐国后，张良的建议让他改变了最初进攻的决策。在鸿沟和谈后，张良和陈平再度劝他追击疲惫的楚军，刘邦再次顺应局势。

毛泽东从刘邦的故事中引申出民主集中制的思想，强调在重大决策上不能由个人独断。他在1938年曾指出，领导者的责任在于“出主意和用干部”这两方面。如果主意错误，行动越坚决，损失越大；若干部用得不当，即便再好的方针也难以施行。刘邦成功的原因还在于他熟悉社会生活，了解民众心理。刘邦曾在底层生活多年，与各类人打过交道，亲眼目睹了秦末百姓的悲惨。

在押送囚犯前往骊山的途中，刘邦看到有人逃亡，决定在丰西泽放走剩余囚徒，自己也准备逃离。愿意跟从他的，是那些看到他并非将他们当作牲口的亭长。这并不意味着刘邦仁厚，而是他理解底层人最关心的是什么。建立汉朝后，刘邦采取宽松的赋税政策，减轻百姓负担，减少战争对社会的影响。毛泽东称刘邦为“封建帝王中最厉害的一个”，并非全然赞美其行为，而是肯定他从实际出发作判断，能够将人民的意愿、人才的分配和军事目标融为一体。

毛泽东本身也非常重视调查研究，早在1930年就说过“没有调查，没有发言权”，而在延安时又强调群众是实际的英雄。在书写《论十大关系》时，与34个部门的同志一一交流，掌握情况，对他而言，了解社会是作出正确决策的基础。刘邦的胜利从关中的简洁法令开始，体现在多次倾听建议和积极使用人才的过程中。而项羽因固执己见而失败，刘邦则凭借接纳他人优点来弥补自己的短板获胜。毛泽东所说的“老粗出人物”，正是强调这种从实际经验中提炼出的判断力，而不仅仅是对知识的轻视。